彩陶的世界：仰韶与库库特尼-特里波利文化比较研究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

2021年9月25日，由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国外考古研究室和中国历史研究院李新伟学者工作室协办的“彩陶的世界：仰韶与库库特尼-特里波利文化比较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杭顺利召开。会议由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安婷主持，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出席会议现场的嘉宾有来自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诸多兄弟单位的专家学者。同时，来自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中山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英国剑桥大学、德国基尔大学、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和乌克兰科学院考古所的嘉宾通过线上的形式参与本次大会。关注仰韶和库库特尼-特里波利文化的双方学者分别介绍了两个文化的最新研究状况。

研讨会现场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博物馆馆长、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刘斌教授致开幕辞。在致辞中，刘斌教授肯定了彩陶对于中国史前考古以及早期文明起源的重要意义，介绍了本次会议的缘起，也表达了对浙大未来与各兄弟单位携手开展境外考古、中外文化交流研究等的期许。

刘斌教授致辞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张弛、吴小红教授从房屋、墓地、陶器等多个角度介绍了邓州八里岗仰韶文化村落，尝试解答“八里岗这样一个小型的普通村落如何在周围有大聚落的时候存在”这一问题。他认为，作为仰韶中晚期社会中规模最小、最为普通的社群，八里岗族群实施的合葬墓葬仪所反映的应当是当时八里岗小型社群为了应对新型的大型社会的来临所采取的一种凝聚整个社群而反复实行的行动策略。

张弛：《邓州八里岗仰韶文化村落》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赵志军研究员从植物考古的证据出发，探讨了仰韶文化的农业生产特点和发展。他重点展示了鱼化寨遗址出土的植物考古学证据——粟粒的形态在仰韶四个时期间从小到大、从细长到球状，证明了栽培作物粟和黍的驯化确实是一个漫长的植物进化过程。他认为仰韶文化时期是中国北方旱作农业形成过程中的关键阶段，并推测中国北方地区农业社会的建立应该是发生在仰韶文化中期，这一时期建立起的农业经济社会为随后的华夏文明起源奠定了基础。

赵志军

《仰韶文化的农业生产特点和发展——植物考古证据》

英国剑桥大学的Martin Jones教授以《Plants and Pots——Two Windows onto Ancient Inter-connections》为题，将安特生提出的“仰韶文化西来说”放入西方考古史来解读，并结合植物考古、考古基因学以及同位素的研究结果，来系统呈现史前时期跨欧亚大陆的文化交流语境。他强调，在研究文化交流过程中，要注意思考“什么在变”而“什么不变”。德国基尔大学Wiebke Kirleis教授的演讲主题为《Tripolje Megasites and Subsistence Economy》，她介绍了基尔团队在乌克兰近年来的环境考古研究成果。她认为，特里波利大聚落遗址的性质仍为村落，以农业经济生产为主，家庭为生产单位。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王炜林教授系统回顾了陕西彩陶的发掘历史及成果，并将历时3000多年的发展序列根据地理位置、器物造型、器表纹饰等分为五个不同时期。他强调了陕西彩陶的重要意义，即不仅证明了仰韶彩陶是本土起源，也反映了陕西史前辉煌的文化和中原古代文化核心区不同文化融合的历史。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樊温泉研究员则介绍了庙底沟遗址的地理位置、发掘概况和主要收获如壕沟、灰坑、陶窑、窖穴等，将庙底沟遗址分为四期，对应遗址发现的三个大的时间段（庙底沟文化、西王村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并详细介绍了各期的彩陶类型学特征。

图5王炜林：《陕西彩陶的发现及其文化意义》

樊温泉：《庙底沟遗址发现·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李新伟研究员带来题为《仰韶文化彩陶的鱼鸟化生主题》的演讲。他着重介绍了仰韶文化中各种类型的鱼鸟组合彩陶，并将库库特尼-特里波利彩陶纳入比较之中，提出了自己对彩陶抽象图案的独特解读方式，并指明未来的研究方向---为何亚欧大陆两端两个几乎同时的彩陶农业文明却最终走向不同的结局。中山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的许永杰教授则带来了另一种解读彩陶图案的方式。许永杰教授着重介绍了汝州洪山庙合葬墓中的一件瓮棺，通过文献学和文字学考证了“天鼋”和“鸱龟曳衔”，同时提出了自己的两点感悟。第一，古史传说是我们的民族史诗；第二，我们的民族记忆是从仰韶时代开始。

李新伟：《仰韶文化彩陶的鱼鸟化生主题》

许永杰：《洪山庙彩陶故事两则——“天鼋”与“鸱龟曳衔”》

美国宾州州立大学的Thomas Harper教授带来题为《Methods for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Relative and Absolute Chronologies》的线上演讲。虽然东欧库库特尼-特里波利文化的发掘已有120多年，但正如仰韶文化一样，仍困扰于年代学问题。该讲座理性审视了C-14测年的利弊，提出了如何更好地将相对年代与绝对年代进行合并的几点建议。

乌克兰科学院考古所的三位研究员分别展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与思考。Taras Tkachunk研究员在介绍Verteba洞穴地理区位和研究历程的基础上，将该洞穴遗址出土的彩陶分成15种类型，并用大量的图片来展示其形制特点。包括了双耳罐、梨形罐、绘有十字交叉纹的器盖、圆弧形装饰的碗等。Aleksandr Diachenko研究员以库库特尼-特里波利文化为例，用理论模型探讨了文化发展中的重复模式以及为什么不同地区的文化演化总是走相似的道路。乌克兰首席植物考古学家Galyna Pashkevich研究员介绍了库库特尼-特里波利文化的植物考古研究史，基于陶器印痕和大植物遗存分析的研究结果，认为库库特尼-特里波利文化已进入农业社会，典型的西亚农业传统，目前尚无确凿证据证明该文化时期已有中国粟黍传入。

 Galyna Pashkevich：《Archaeoethnobotanical Studies of Cucuteni-Trypillian Cultures》

在点评与总结环节，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方向明所长首先发言。方所长认为，关于彩陶图像的问题，需要置于一定的时空背景、生业经济、大遗址和小遗址中去解答。彩陶世界很大，目前的研究仍有一些局限性，需要关注比8000年更早的彩陶世界，还不能忽略东部地区的图画系列，素陶的问题也有待研究。解读精神世界容易引起争议，因此方所长提出要将背景如彩陶所处时间段的社会、器物本身功能等与彩陶本身充分结合，用结构主义和人类学比较研究的方式进行深入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李新伟研究员发表了自己的感想：仰韶文化与库库特尼-特里波利文化之间的相似性似乎远远大于仰韶和良渚之间的相似性，未来可进一步探讨为何亚欧大陆两端两个几乎同时的彩陶农业文明却最终走向了不同的命运。赵志军研究员则强调了庙底沟年代测定对于仰韶文化研究的重大意义，认为其绝对年代可能比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晚得多。张弛教授肯定了库库特尼-特里波利文化与中国百年考古学史的紧密联系，高度评价了本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张教授提出，前人学者已对仰韶和库库特尼-特里波利比较研究开展过两拨研究。相较于前两拨，当前开展的第三拨研究，标志着中国学者打破地域壁垒，开始利用库库特尼-特里波利文化的第一手材料，未来有望开创新的研究局面。

方向明所长发言

今后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将携手社科院考古所国外考古研究室、郑州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兄弟单位在库库特尼-特里波利文化与仰韶比较研究领域携手并进，共创未来！

与会人员合影

撰稿：汤梦夏

审核：张之恒、安婷

摄影：朱鑫海

编辑；苏芯玉